案说公司法_股东会决议缩短出资期限,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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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旨】

有限责任公司章程或股东出资协议确定的公司注册资本出资期限系股东之间达成的合意。除法律规定或存在其他合理性、紧迫性事由需要修改出资期限的情形外，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出资期限的决议应经全体股东一致通过。公司股东滥用控股地位，以多数决方式通过修改出资期限决议，损害其他股东期限权益，其他股东请求确认该项决议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关联法条】

公司法T43：股东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除本法有规定的外，由公司章程规定。

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诉讼主体】

原告：姚某。

被告：甲投资公司。

法定代表人：章某，该公司执行董事。

第三人：章某。

第三人：蓝某。

第三人：何某。

【基本案情】

原告姚某因与被告甲投资公司，第三人章某、蓝某、何某发生公司决议纠纷，向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姚某诉称】

2017年7月17日，姚某和第三人何某、蓝某在第三人章某以开展特斯拉代理项目的邀请下，通过受让章某和案外人马某某的股权成为被告甲投资公司公司股东。同日，甲投资公司公司修改公司章程为：甲投资公司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1000万元，章某认缴出资700万元、持甲投资公司公司70％股权，姚某认缴出资150万元、持甲投资公司公司15％股权，何某、蓝某各认缴出资75万元、各持甲投资公司公司7．5％股权。

2018年7月10日，特斯拉公司工厂落户上海的新闻刊出，甲投资公司公司拟发展的唯一项目中止。因此，姚某认为所谓特斯拉项目根本不存在。2018年10月30日，甲投资公司公司和三个第三人在明知姚某实际居住地、手机号码、号码等有效联系方式的情况下，却仅通过向姚某早已出售多年的房屋地址快递寄送甲投资公司公司股东会通知，该邮件由他人签收，未送达姚某。

2018年11月18日，三个第三人在刻意隐瞒姚某的前提下召开甲投资公司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以下简称“临时股东会”)，私自强行通过修改公司章程，将原章程约定的认缴时间从2037年7月1日提前至2018年12月1日，并免除姚某监事职务、限制姚某股东权利。股东会召开后甲投资公司公司及三个第三人亦未在合理期间内告知姚某结果。此后，甲投资公司公司提起(2019)沪0109民初5509号案件(以下简称5509号案件)诉讼，该案于2018年12月10日进入诉前调解、2019年1月4日第一次法院谈话时甲投资公司公司均刻意隐瞒上述事实，直到在作出临时股东会决议60日后才在5509号案件中将上述决议提交法院。故姚某于2019年2月25日收到法院转寄的甲投资公司公司补充证据才得知上述事实。甲投资公司公司自成立至今无持续经营业务，在特斯拉项目失败后，甲投资公司公司无维持公司运营的必要需要提前缴纳出资。甲投资公司公司修改章程后股东出资期限仅有12天，在其他股东未出资到位且甲投资公司公司无实际运营情况下，该提前出资要求不合理。

综上，三个第三人恶意提前股东实缴出资期限，是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姚某作为股东的利益，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临时股东会决议中第二项决议通过章程修正案应当认定为无效；第三项决议系基于第二项决议作出，因第二项决议无效，故第三项决议的依据不存在，甲投资公司公司无权限制姚某的股东知情权。

综上，姚某诉至法院，要求判令确认甲投资公司公司于2018年11月18日作出的临时股东会决议无效。

【被告甲投资公司公司辩称】

不同意原告姚某的诉请。不存在甲投资公司公司、三个第三人恶意不告诉姚某的情形，甲投资公司公司通过向姚某快递送达的方式已经尽到通知义务，不存在故意规避的情况。姚某没有告知过甲投资公司公司其更换地址，三名第三人亦没有向姚某进行通知的义务。甲投资公司公司所形成的股东会决议无程序性问题，且至姚某起诉已经超过六十日。姚某所引用的公司法第二十条与股东会决议无效无关。涉案临时股东会决议全部内容均为有效；即使如果第二项决议无效，第三项决议与第二项决议无关联性、相互独立，第三项决议依然有效。

【第三人章某、蓝某、何某述称】

2018年10月30日，被告甲投资公司公司通过快递向原告姚某发送临时股东会通知，详细载明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议案等内容。会议通知快递单上注明姚某身份证地址与手机号。上述程序经过相关公证处予以公证。经查询上述快递已被姚某签收。三个第三人均不清楚姚某所称其已出售身份证地址的房产并另居他处。因姚某已严重失信于甲投资公司公司与三个第三人，故未采取电话、等方式通知姚某。2018年11月18日，甲投资公司公司召开股东会，三个第三人作为股东参加，并一致作出了将出资时间变更为2018年12月1日等决议内容。上述股东会依法有效。

【一审认为】

原告姚某诉请所针对的被告甲投资公司公司于2018年11月18日作出的临时股东会决议共有四项决议内容。根据姚某陈述及提供的证据材料分析，姚某要求确认无效的决议内容主要为第二、三项决议。关于第二项决议，一审法院认为，参与涉案股东会决议表决的股东为三个第三人，其中第三人章某持甲投资公司公司70％股权并系甲投资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三个第三人共计持有甲投资公司公司85％股权，根据甲投资公司公司章程，可以通过涉及甲投资公司公司重大事项的任何决议。但涉案第二项决议内容涉及将甲投资公司公司原章程中规定的股东出资时间从2037年7月1日提前至2018年12月1日，而该决议形成时间为2018年11月18日，即甲投资公司公司要求各个股东完成注册资本的缴纳期限从二十年左右缩减于半个月不到的时间内，却未对要求提前缴纳出资的紧迫性等作出说明，不具有合理性；要求自然人于短期内完成一百余万元的筹措，亦不符合常理。

综上，出资期限提前涉及到股东基本利益，不能通过多数决的方式予以提前，故涉案临时股东会决议中第二项决议无效。

对于第三项决议，第三项决议作出的限制姚某的股东权利系基于姚某未按约定缴付700万元，该笔款项与第二项决议中所涉及的注册资本出资的含义、款项金额均不相同，故姚某要求基于第二项决议要求确认第三项决议无效缺乏相应依据，且姚某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第三项决议无效，姚某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对于甲投资公司公司于2018年11月18日的临时股东会决议中除第二、三项决议外其他内容，姚某未举证证明该等内容无效，且姚某在审理中亦明确其诉请临时股东会决议无效实际仅针对第二、三项决议，综上，一审法院认为，2018年11月18日甲投资公司公司临时股东会决议中仅第二项决议无效，其他内容均有效。本案三个第三人经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本案的正常审理。

综上，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条规定，于2019年6月28日作出判决：

一、确认被告甲投资公司(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2018年11月18日作出的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中的第二项决议“通过章程修正案”无效；

二、驳回原告姚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甲投资公司公司不服，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甲投资公司公司请求】

一审判决确认甲投资公司公司2018年11月18日作出的临时股东会决议第二项无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公司法规定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等事项的决议须经代表全体股东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股东出资期限如需经过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方能修改，实际上赋予任何股东一票否决权，该观点并无法律和章程依据。修改出资期限与公司增资、减资、合并、分立、解散等均属于公司及股东重大利益事项，其中增资、减资及解散公司对股东利益更为密切，高于出资期限的重要性，如果解散公司也需经过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则公司可能永远无法解散。

其次，本案不应适用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临时股东会决议并未违反任何法律、行政法规，甲投资公司公司股东也未滥用股东权利、侵害公司或其他股东权利。且本案章某、姚某、蓝某、何值松、甲投资公司公司于2017年6月27日签订了《合作协议书》，约定姚某应于2017年6月30日前履行出资义务，故本案不属于要求股东提前出资的情形。甲投资公司公司2017年7月17日形成的章程与《合作协议书》，系一般约定与特殊约定的关系，应优先适用《合作协议书》的特殊约定。临时股东会决议将公司章程记载的出资期限修改为2018年12月1日，并未早于《合作协议书》约定的2017年6月30日，且何值松、蓝某等均已按照《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实际出资到位，仅姚某一人在2037年7月1日才出资，将导致《合作协议书》的根本目的无法实现。此外，股东出资是否存在紧迫性、合理性不影响股东会决议的效力。

综上，本案临时股东会决议修改公司章程记载的出资期限应当适用资本多数决规则，具有正当性，并未损害姚某的利益，且股东会召集、表决程序均合法，该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故此，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姚某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姚某答辩称】

不同意上诉人甲投资公司公司上诉请求。本案甲投资公司公司其他股东利用资本多数决规则修改章程关于出资期限的规定，是对资本多数决的滥用。出资期限的提前或修改，需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公司资本认缴制的核心是赋予公司自治及股东相应的出资期限利益。出资期限的修改决议不同于公司增资、减资、分立、合并及解散等情形，后者决议中股东固有权利均未改变。出资期限虽系公司章程记载的事项，但是涉及股东自身权利及出资期限利益，不能以多数决的方式进行修改而强迫不同意修改的股东接受。否则，对于其他小股东来说，认缴制度实际将不存在。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判决合法合理。

本案表面上系修改公司章程的股东会决议，实质系章某、何值松、蓝某等股东通过修改公司章程剥夺其他小股东的出资期限利益，限制了姚某的合法权益。且对方号称其他股东已按照《合作协议书》出资700万元，但其资金用途和使用情况不清，相关资产负债表显示未有出资变动，也未有其他股东出资及资本公积金注入，现单独要求姚某出资不合理。且2017年6月27日《合作协议书》明确载明其仅是初步法律文件，效力待定。而嗣后2017年7月，甲投资公司公司形成新的章程并完成股东变更且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姚某已正式成为工商登记的甲投资公司公司股东，故各方的履行方式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第三人述称】

一审第三人章某、蓝某、何某未到庭应诉，亦未陈述意见。

【二审认为】

本案争议焦点为：

1．上诉人甲投资公司公司2017年7月17日章程是否系对《合作协议书》约定的股东出资作出了变更；

2．本案修改股东出资期限是否适用资本多数决规则；

3．甲投资公司公司是否存在亟需股东提前出资的正当理由。

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2017年6月27日《合作协议书》约定，被上诉人姚某拟出资额为700万元，且应在协议签署后的三日内全部实缴至上诉人甲投资公司公司。而2017年7月17日，甲投资公司公司形成新的章程，明确章某认缴出资700万元，姚某认缴出资150万元，蓝某、何值松各认缴出资75万元，实缴时间均为2037年7月1日。可见，甲投资公司公司在姚某并未按照《合作协议书》约定时间实缴出资的情况下，仍将其列为公司股东，且明确股东出资时间为2037年7月1日。并且，2017年7月21日，甲投资公司公司进行了相应工商变更登记，将姚某正式登记为公司股东。故此，从各方实际履行来看，姚某作为甲投资公司公司股东的出资时间已变更至2037年7月1日。此外，《合作协议书》亦明确载明，其仅是各方合作的初步法律文件，“未来将可根据具体情况适时修改、调整、细化、充实”。由此，甲投资公司公司将姚某的出资时间调整至2037年7月1日，亦符合《合作协议书》之约定，且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本案临时股东会决议第二项通过章程修正案将股东出资时间从2037年7月1日修改为2018年12月1日，显然属于要求股东姚某提前出资的情形。因此，甲投资公司公司关于本案并非要求股东提前出资而是按照《合作协议书》要求姚某出资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

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修改公司章程须经代表全体股东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本案临时股东会决议第二项系通过修改公司章程将股东出资时间从2037年7月1日修改为2018年12月1日，其实质系将公司股东的出资期限提前。而修改股东出资期限，涉及公司各股东的出资期限利益，并非一般的修改公司章程事项，不能适用资本多数决规则。理由如下：

首先，我国实行公司资本认缴制，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即法律赋予公司股东出资期限利益，允许公司各股东按照章程规定的出资期限缴纳出资。股东的出资期限利益，是公司资本认缴制的核心要义，系公司各股东的法定权利，如允许公司股东会以多数决的方式决议修改出资期限，则占资本多数的股东可随时随意修改出资期限，从而剥夺其他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其次，修改股东出资期限直接影响各股东的根本权利，其性质不同于公司增资、减资、解散等事项。后者决议事项一般与公司直接相关，但并不直接影响公司股东之固有权利。如增资过程中，不同意增资的股东，其已认缴或已实缴部分的权益并未改变，仅可能因增资而被稀释股份比例。而修改股东出资期限直接关系到公司各股东的切身利益。如允许适用资本多数决，不同意提前出资的股东将可能因未提前出资而被剥夺或限制股东权益，直接影响股东根本利益。因此，修改股东出资期限不能简单等同于公司增资、减资、解散等事项，亦不能简单地适用资本多数决规则。

再次，股东出资期限系公司设立或股东加入公司成为股东时，公司各股东之间形成的一致合意，股东按期出资虽系各股东对公司的义务，但本质上属于各股东之间的一致约定，而非公司经营管理事项。法律允许公司自治，但需以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为前提。公司经营过程中，如有法律规定的情形需要各股东提前出资或加速到期，系源于法律规定，而不能以资本多数决的方式，以多数股东意志变更各股东之间形成的一致意思表示。故此，本案修改股东出资期限不应适用资本多数决规则。

关于争议焦点三。一般债权具有平等性，但司法实践中，具有优先性质的公司债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要求公司股东提前出资或加速到期。如公司拖欠员工工资而形成的劳动债权，在公司无资产可供执行的情况下，可以要求公司股东提前出资或加速到期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本案并不属于该种情形。本案当事人对上诉人甲投资公司公司是否继续经营持不同意见，且双方均确认《合作协议书》的合作目的已无法实现，目前也并无证据证明存在需要公司股东提前出资的必要性及正当理由，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本案要求股东提前出资不具有合理性且不符合常理，并无不当。章某、何值松、蓝某等股东形成的临时股东会决议，剥夺了被上诉人姚某作为公司股东的出资期限利益，限制了姚某的合法权益。一审判决确认该项决议无效，于法有据，予以认可。

综上，上诉人甲投资公司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2019年10月11日作出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